配资好不好做国际金融权力圈的结构调整与中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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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牛时代网:国际金融权力圈的结构调整配资好不好做与中国机会

  章玉贵

  G配资好不好做20杭州峰会的

  符号意义

  当全球治理、领导力以及“中国药方”等成为即将在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G20)峰会关键词时,所有关心峰会的国人无疑格外期待中国通过举办此次峰会,在G20历史上将留下哪些烙印。

  本次峰会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作为峰会东道主,不仅有热情,而且有一定的机制设计能力和国际动员力,来强化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世人更期待的是,中国能否将本次峰会办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而从G20峰会的历史演绎来看,就具有指标意义的华盛顿峰会取得的成果而言,显然与东道主的国际行动能力与动员力密不可分。假如没有7年多前的那次峰会上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展现出的空前国际合作,美国与全球经济出现的断崖式下滑究竟会以何种局面收场,谁也无法给出精准答案,但全球经济一定会比现在的局面更糟。美国在盟友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帮助下,渡过了金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既是推动G20作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的关键力量,也是G20历史上的重量级赢家。

  从2008年至今,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别贡献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过去7年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25%;而国际贸易格局也正在发生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变迁,中国不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而且正在通过构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以及更具战略眼光的“一带一路”愿景,日益成为区域经济体系的主要塑造者。相形之下,美国主导、日本等国参与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定(TPP)尽管一度声势浩大并签订了政府间协议,但由于该协定具有很强烈的目标针对性并夹杂着太多美国范式,甚至在美国精英层中也受到冷落。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都反对TPP,认为过去的贸易协定使美国流失了很多工作机会。面对TPP可能的流产,急火攻心的奥巴马政府甚至威胁国会,如果TPP最终触礁,美国将拱手把贸易领导力让给中国。

  其实,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两国都不要指望隔离对方,而应展开更高效的合作。事实上,中国为举办杭州峰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应该是G20峰会举办以来最多也最扎实的。无论是全球经济形势分析、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投资、贸易和基础设施、国际税收合作、国际金融框架、反恐、绿色金融等议题,都是理顺当今国际治理面临诸多复杂约束条件并给出相应解决方案的必备功课。而G20杭州峰会的符号意义可能就在于: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以强烈的国际责任感为前提,以较强的国家行动能力为基础,辅之以有效的国际动员力,向这个主要国际经济论坛注入执行力因子,引领其向国际经济体系重要担保人的角色过渡。

  国际金融权力圈面临调整

  应该说,G20华盛顿峰会开启了国际金融权力圈变革的时间窗口,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所以在过去面临尴尬局面,其根源在于“有主张无杠杆”。一方面,全球经济与金融的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的上升,要求美国与有关国际组织检讨现有经济政策与金融体系的弊端,推出负责任的前瞻性经济措施;另一方面,作为既有国际金融权力圈的主导者,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可能的替代者力量发育提速,而新兴经济体往往有心无力。但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软硬实力的不断提升,他们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有一定的操作能力来启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国更是在金砖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下,向国际社会推出了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投资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在内的公共产品,这对既有国际公共产品而言显然是促使其改革的重要推动因素。另一方面,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努力下,G20的内涵建设也在取得进展,例如,在G20倡导下的金融稳定理事会某种程度上正发挥着类似G20秘书处的作用。

  换句话说,在全球经济力量重心逐渐东移的情势下,国际金融权力圈不仅有结构性调整的必要,而且相关的改革动力的增强也在加速调整趋势的到来。

  观察格局变迁的三个指标

  毋庸置疑,全球金融权力圈无论发生何种调整,中国都将是不可或缺的主角。笔者曾预测,本轮国际金融秩序变迁,其最终定格的时间节点可能要到2044年,亦即布雷顿森林建立100周年之际。正如美联储在成立31年之后美国才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首席金融强国一样,中国要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主要建构者,要看三个关键指标:一是中国能否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并提供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健动力,而前一个时间节点可能会出现在2025年,但要提供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健动力,则要看中国经济能否完成战略转型,显然,这个使命能否如期完成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二是具有中国范式特征的公共产品能否填补现有公共产品的空缺并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当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长到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并驾齐驱时,可能就预示着国际金融权力圈大面积调整时间窗口的来临,而这个时间光谱大概需要15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最后,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在彼此竞合中能否真正构建成熟的新型大国关系。显然,这是考验两国政经领袖和战略设计者的超高难度命题。从历史的逻辑来看,当两大经济体的绝对实力旗鼓相当时,如何避免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在日后的经济与军事均衡面前,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政治家,都应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找到求解此命题的答案。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柳苏源 H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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